《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》，刘仰东著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2月版，30.00元
怀旧文章要有史料价值
写回忆文章，写怀旧作品，近些年来蔚然
“怀旧”、“忆旧”，其实是有些区别的。“怀旧”内含怀念之意，但旧事并非都值得怀念，那些不堪回首的糟心事，谈何怀之念之？所以，将讲谈旧事的文字一概谓之“怀旧作品”并不准确。“忆旧”一词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些，我更愿意用“忆旧”一词统称回忆、怀旧一类文字。
仰东的这本《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》，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“怀旧系列”丛书之一推出的。依我看，称这本书为“忆旧之作”更为准确，因为书里所谈的大都是发生在“文革”中的旧事，其中不堪回首、绝不应重演者居多；书中也记了一些可以长久留在心底追想的有意义的事，以及许多可作谈资、令人解颐的趣事。作者记这些事，自然是抱着怀旧之情的。
我与仰东是大学同窗，我们常在一起聊天，经常谈起“文革”时代我们那代人共同经历过的旧事，笑谈中杂着唏嘘，颇似杨升庵词里说的白发渔樵饮着浊酒笑谈古今。何曾想到他竟会写出这么一大本厚厚的书。细读之下，我方知这位学弟的忆旧情结是那么炽烈，他写忆旧文字的本领又那么让我拍案称绝。
这些年，我看过不少怀旧忆往作品。我发现，都道是“怀旧”、“忆往”，但写家的立意和“怀”法儿大有不同。消遣者喜谈风月，批判家关注血腥，思想者爱谈道理，政治家喜断是非，忧世者留意人心，历史家意在保存史料，道德家借此教诲世人，耆旧故老以摆谈逸闻掌故为能事，理论家于叙事中立言，沽名钓誉者藉此炫耀劳绩，有历史污点者乘机洗刷罪愆，等等。同样是忆旧作品，其价值的高下往往有很大不同，优者足可传世，劣者只宜覆瓿。我是一向视忆旧作品为史料的，所以，考量这类作品的高下，我主要看它的史料价值。仰东的这本书，史料价值是颇高的。
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？
书名叫《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》，那么，北京孩子怎么样呢？这是个地域特征很明显的群体。我感觉，倘若聚拢起一堆各地的孩子，北京孩子仿佛一下子就能跳入你的眼帘。特征有哪些？成因又是什么？这是个颇为有趣的社会学题目。我看，北京孩子至少有三个明显特征：一是出息不大，二是眼界宽，三是政治嗅觉灵敏。
书中有篇仰东的自序，第一句话就是“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”，接着又说，“不论挖沟要饭做小买卖，还是升官发财干大事业，北京的孩子都不行，不如外地过来的孩子”，又分析原因说：“北京孩子较少‘于连性格’，说得直白点，是北京孩子散淡，缺乏进取精神。”我看仰东说的大体不错。我这个北京孩子就没多大出息，虽然并非一无所成，但比起我认识的一些外地的孩子来，实在是差多了。我说，就凭仰东序里的这句“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”，就让我对他这本书刮目相看。
眼界宽，政治嗅觉灵敏，书中的例子太多了。节庆、迎宾，北京孩子可以见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金日成、西哈努克、尼克松、田中角荣、谢胡、巴卢库；扫墓，他们可以去最高层次的烈士安息地八宝山、万安公墓，可以在李大钊、任弼时的墓前举行仪式；看演出，不少孩子与毛泽东同场看过《东方红》，孩子们常去的首都电影院，也是周恩来、朱德、董必武、陈毅和胡志明曾看过电影的地方。对于政治，北京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关心，比如提起“文革”中那些大案，彭罗陆杨、刘邓陶、陈姬乔、王关戚、杨余傅，等等，不仅能滚瓜烂熟地一路数下来，而且有自己一套一套的见解。70年代，北京孩子间一度传抄柯庆施和谢富治的“遗书”，虽然真假莫辨，但研读的态度绝对认真。
仰东在书里提到他曾观察过康生的着装。他写道，当年中央领导在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或军装，唯一例外的是康生。除“文革”初期康生偶穿军装外，一般露面时，如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和十大，经常穿的是一种有三个暗兜的学生装，他“那时已经七十来岁了，为什么不追随毛泽东也穿中山装，而是穿在小学生中流行的学生装，其心态如其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，让人揣摩不透”。我佩服仰东的政治嗅觉和眼力，他的观察是不错的。康生其人一贯阴险狡诈，着装的怪异，也能反映出他处世为人的某些特点。
在“红底金字”年代，北京孩子的一些地域特征，特别是眼界宽、政治嗅觉灵敏的特点，发挥了很大功用。既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值得称道的，比如“四五运动”，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，反对“四人帮”的民众中，北京孩子占相当数量。
不可忽视的“文革”史的边角
追忆和怀想“文革”以及前后一段时间的经历，成为近年来忆往怀旧作品的一大主题。“老三届”知青是写作这一忆旧主题的一大群体。“老三届”知青的下一代人，即“文革”中尚处于低龄的孩子，也就是“老三届”的弟弟妹妹们，他们在“文革”中的经历也是值得记述的，但他们中却很少有人操笔为文。王朔属于这一代人，他的不少作品也是写这一代人的，比如《动物凶猛》（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据此拍成）等，但毕竟是小说家言。仰东也属于这一代人，与王朔不同的是，他是史学博士，是用史笔来写这本书的。书中所记，皆为他亲见、亲历或亲闻。
回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红黄两色尽染天下，红袖章、红标语、红证件，红校旗，一片“红海洋”，一片红底金字。“红底金字”所象征的，正是那个极左的“文革”年代。这本书所写的正是那个时代中的北京孩子的历史，可以说是一本孩子的“文革”小史。孩子的历史，历来是受大人的历史支配的，所以，孩子的“文革”史，只能算是“文革”史的边角，但这些边边角角自有其无可替代的认识价值。将少年儿童的“文革”史形诸笔墨，留作史证，其意义是绝对不能小觑的。
我也是“红底金字”年代的北京孩子，但自揣所见所闻，实在有限得很；这本书大开了我的眼界，使我看到了大量未知的发生在我们那代人中的光怪陆离的“文革怪现状”。
不堪回首的荒唐年代
读了这本书，我恍惚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。
“迈入中学，第一印象是批斗校长”，这是北京孩子的普遍记忆。这书中记下了多名校长挨学生批斗的情景。月坛中学的女校长被剃了阴阳头后，唱着“下定决心”的语录歌，从楼顶的烟囱里跳了下去；男四中的女校长在烈日下低头挨斗，口中喃喃低语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孩子……”；有的校长被勒令在大雨里环绕操场爬行；有的校长被勒令与死尸握手。记得我刚入东方红中学没几天，学校当局便让新生参加校长的批斗会。有个高年级学生跳上台去大声吼叫，批校长说过的一句所谓反动话：“入党和结婚是人生的两件大事。”最高指示有云，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斗校长，便是北京孩子一入校就上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第一课。对教师也不例外：有的孩子把笤帚放在虚掩的教室门上，老师一推门便砸在头上；有的孩子把图钉的尖朝上固定在讲桌上，老师一趴在桌上翻讲义，袖子马上被撕破；有的孩子买来臭豆腐在教室里乱抹，让老师没法讲课；有的孩子将唾沫弹到黑板上，恶心老师，“女老师被气哭了的，气晕了的，男老师气急败坏，与学生厮打起来的……都是家常便饭”。
书中记录了一份“复课闹革命”之后初一语文课文目录，有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（林彪）》、《苏联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、《斥“剥削有功”的反动谬论》、《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》、《红灯记（第五场）》、《彻底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改》。从这几个题目，便可知道当年孩子们的脑袋里被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了。漫漫三十年过去了，但我至今仍仿佛能闻到这些课文中浓烈的“阶级斗争”的火药味和封建霉味。当时的孩子，就是用这种面目可憎的课本学习祖国语文的。我想，倘若鲁迅地下有知，一定会再次呐喊：“救救孩子！”
那时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，不仅“左”得出奇，而且经常闹出笑话。给革命烈士扫墓，必先说明瞿秋白是“叛徒”，王若飞也是“叛徒”，并声讨之；有的学生不懂墓碑上的“享年”二字，老师就解释说，“革命烈士哪有时间享受，这是封资修的提法”。有位学生偷看《青春之歌》，被工宣队长没收，队长审查后立即召开批判会，给林道静下了一个结论：“破鞋闹革命”。如此极“左”和荒唐的教育，在当时却被夸赞为“教育革命的成果”，更被视为领袖路线的胜利。什么路线？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是也。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结果必然如此，也只能如此。
有件史实，如今已罕为人知，读了这本书，可以大致了解。它对于洞见“文革”时社会的堕落很有认识价值。在混乱不堪的“文革”岁月里，很多北京孩子变得匪里匪气，他们结为帮伙，首领称为“顽主”，形成一种孩子们的“江湖”；打群架成风，“口里口外，刀子板带”，其规模常常多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；“拍婆子”，即男孩勾搭女孩或对其性骚扰，成为许多男孩性宣泄的重要渠道，常常几拨人为争一个“婆子”大打出手；日常语言呈严重污染状态，脏话匪话痞话经常从妙龄女孩嘴里脱口而出；学工时小偷小摸，游泳时扒人裤衩，骑车“飞”（抢）人帽子，用火柴“点天灯”，用弹弓打路灯，等等，成为一时风气。这就是在一批北京孩子中出现的“流氓化”现象。但是，这批孩子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流氓，而只是沾染了流氓习气。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。试想，大批良家子弟之“流氓化”，还不是严重问题吗？这实际是整个社会发生堕落的一个重要表征。
何以会出现“流氓化”现象？作者做了一点分析：“打群架之风，是大气候所致。停课以后，上了中学的孩子无正事可干，且精力和火气正旺，属于没事滋事的年纪。瞎折腾、疯玩、‘闹革命’之外，就着‘横扫一切’的社会风尚，孩子之间群殴的兴起，便在所难免。”这个分析是不错的。说到底，北京孩子的“流氓化”现象，是“文革”大气候所造成的。流氓问题，历来为有眼光的学人所关注，鲁迅就写过一篇名文《流氓的变迁》，近年来，更是有多部流氓史专著问世。我希望能有学者专门研究一下“文革”中的流氓问题，比如，“四人帮”的政治流氓手段、造反派和“勇敢分子”中常见的流氓性，良民社会发生的“流氓化”现象，等等，北京孩子的“流氓化”现象当然也包括在内。我相信，这一研究对于深刻认识“文革”的丑恶和荒谬，定会大有帮助。
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，虽然是受“文革”戕害不浅，但因年龄小，基本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斗争。他们的日常生活，基本还属于“孩子型”的。书里有一个《玩》的专章，写了大量当时孩子们玩乐的项目，如烟盒、冰棍棍、骑驴砸骆驼、放毒气弹、埋地雷、双球打垒等等；还有一个《三大运动》专章，写了孩子们打乒乓球、骑自行车、游泳时的很多趣事。如今，许多北京孩子谈起那个年代，总会津津乐道当年是怎么玩的，几乎成为他们怀旧的主要内容。是啊，在那个年代，大概也只有玩，才使孩子们的天性得到了一点满足。
一本掌故书
《北京孩子》的笔法，不是写正史的笔法，而是野史笔法、掌故笔法。这种笔法不打官腔，记事灵便、到位，长于记录细节。明清士人常用这种笔法记史，鲁迅颇为激赏，认为能存真史。仰东也用这种笔法记史，自然也有裨于保存真史。仰东对于历史的大关节，当然是关注的，但对于历史细节，他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爱好，而且颇有记录历史细节的本领。他多着眼于历史细部，关注历史大关节下的雨丝风片。
仰东平时的兴趣，我看主要在掌故学之类的杂学上。这本书应该归入掌故学一类。掌故学，即搜罗和讲说掌故的学问，在我国源远流长，魏晋以来的《世说新语》、《隋唐嘉话》、《封氏闻见记》，宋元明清以来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辍耕录》、《万历野获编》、《菽园杂记》、《池北偶谈》等等笔记杂录，都可以说是掌故学著述。《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》的文脉，实际上走的就是这一路。不同的是，古人撰写这类书，多是为排遣时日，解闷消闲，如纪晓岚说自己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时的心情是“景薄桑榆，精神日减，无复著书之志；惟时作杂记，聊以消闲”。仰东则不然，他是有为而作，苦心要写出一本“红底金字”年代的掌故书。他是认认真真从容有致地记下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，记下那些被忽略了的“文革”史的边边角角。
掌故学，严格来说属于历史学的支脉，细归类，可入史料学。搜集、记录史料，历来是史家的看家本领。清人文廷式《闻尘偶记》有句名言：“闻事不记，释家之智；闻事辄录，史家之学。”释家不重视记事，他们有“经”可恃，喜谈悟道；而史家则要据实说话，以史为证，所以，总是“闻事辄录”，记录史料。我惊叹仰东搜集了那么多鲜为人知、不为人留意的掌故，连我平时不经意与他谈的一些杂事，他也记录在案了。这让我领略了仰东“闻事辄录”的“史家之学”。
史家、掌故家，若认真界定，仰东当然只能算是掌故家。掌故家也不得了，刘义庆是掌故家，孟元老是掌故家，徐凌霄是掌故家，在豆棚瓜架之下记录各种遗闻逸史鬼狐故事的蒲松龄，其实也是掌故家。仰东是个平素便有些“掌故癖”的人，喜谈，喜听，喜记各种杂七杂八的逸闻趣事，他能够写出这本掌故书，诚非偶然。但是，他写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，就是出于历史责任感，不忍让那些珍闻逸史被岁月的尘埃湮没掉，特别是他想让世人能够更真切地了解“红底金字”那段岁月。仰东是鲁迅先生的景仰者，也爱读知堂散文，他对掌故的癖好，我看多少也受过一点周氏兄弟的影响。周氏兄弟都喜“杂学”，爱读笔记掌故一类书，知堂还写过一篇《我的杂学》述之。一次，仰东与我谈起邓云乡先生写的掌故学名著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，啧啧赞赏之余，又饶有兴致地谈起周氏兄弟的喜“杂”：致力杂文，喜谈掌故。
近一二十年来，学界出了一拨儿新新人类学问家，写起文章来云山雾罩，玄之又玄，其实都是“买驴博士”。仰东绝不是这样，他不论写学术文章，还是写掌故文字，一体都是“五四”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的“谈话风”，既不故弄玄虚，也不浅俗庸常，而是蕴藉有物，亲切有味。《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》的文风便是如此，方便了读者阅读。
